Page 199 - 张家口政协

能养活家口。以方白同志的才能和社会关系，在那时他是完全
可能找到收入更多的工作机会的。
正当我们工作顺利发展的时候，由于武汉的沦陷，1938 年
10 月又被迫迁到重庆。我们原来规定每礼拜一个晚上同人有一
次读书报告会，座谈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。这时规定在工作时
间每天学习一小时，和现在的政治学习相似。这是由于在编刊
方针上在对抗战政治形势的认识上，我们需要交换意见，来统
一我们的意志。这个制度对提高社中同人政治思想起了极大的
作用。
从抗战起，社会上便有人贬低社中提倡的“旧瓶装新酒”
的创作方法，认为旧形式已为新文艺所否定，利用旧形式是一
种倒退行为。社中在武汉时，在 1938 年 5 月即提出了不同的反
驳意见（见生活书店出版《通俗读物论文集》的《关于旧瓶装
新酒创作方法座谈会记录》）。
1939 年在重庆掀起了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。实际上以利用
旧形式为讨论的中心。社中研究部主任赵纪彬（当时笔名向林
冰，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）提出“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
的中心源泉”，虽立论有偏颇处，但它却大大加强了编刊社同人
的信心。方白同志参加了这一讨论（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
社的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》163 页），具体情况，
我现在记忆不起来了，但他引证的旧大鼓词中的一句话，我现
在仍记忆犹新。这句话是：“严冬单打独根草，小蚂蚁吊死在树
枝上”。它对初冬田野观察的细致，没有现实生活的体验，无论
如何是写不出来的。方白同志对这次论战在维护“旧瓶装新酒”
的创作方法中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，国民党又掀起了反共高潮，由比
较积极的抗战转为消极抗战，而以更大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
活动。首先和我们合作的生活书店各地支店遭到国民党的查封，
编刊社编辑的读物无法销售，我们同该店的合作，在 1940 年夏
因而中断。编刊社同人的生活费来源也告中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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