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59 - 张家口政协

先后从内地到达香港的同志会商重振组织，响应中共《八一宣言》
的事宜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，临时行动委员会于 11 月间召开第二
次全国干部会议，将党的名称改为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”，
通过了响应中共“八一”号召的《临时行动纲领》和《告同志书》，
会后并发表《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》，它标志着我党在中国共
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，进入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
时期。
1937 年 12 月，我和章伯钧到了武汉。这时，解放行动委员
会的主要负责人和许多干部也从各地到武汉集中，开展各种抗日
救亡工作。这时，除国共两党以外，所谓“第三势力”，即民主力
量，在统一战线中也起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于是在武汉就开始酝酿
民主势力的组合活动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也对此寄予殷切期望，
这个组合就是后来所称的“民主政团同盟”。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主
要领导人都把全部力量投入这一筹建工作。1941 年 3 月，民主政
团同盟在重庆成立，我在“民盟”中做妇运工作，担任盟中央妇
委会秘书。“民盟”内部一开始就存在政治上左、中、右的分野和
斗争，解放行动委员会始终同救国会等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，站
在共产党的一边。
在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时，各方面的工作紧张、艰巨、复杂，
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的工作异常重要，以邓颖超同志为首的“中
国妇女联谊会”在重庆诞生了。我是这个会的成员，并担任小组
副组长，在邓颖超和张晓梅同志的领导下，小组每周都组织学习，
积极参加了各项抗日、民主活动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，破坏和平
谈判和各项协议，疯狂发动内战。解放行动委员会为适应斗争的
需要，于 1947 年 2 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，将党的名
称改为“中国农工民主党”，我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会议，被选为中
央监察委员会委员。同年 10 月，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，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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