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57 - 张家口政协

往香港的客轮去上海（后来得知我们三人因此被女附中开除
了）。到了上海，从报纸上看到宁汉分裂的消息，沪汉之间的江
轮不通。于是临时决定乘原船去香港，准备再从香港转赴广州。
不料形势已经逆转，当时广州正遭到反革命的血腥大屠杀，此
时我们茫然不知所措。忽然在报纸上的一角看到汕头的贺龙和
叶挺起义的消息，我们高兴地立即去汕头专程找叶、贺。到了
汕头，又扑了一空，叶、贺已经撤退不知去向。这时囊中全尽，
不得已三人分手，我和同学老朱去南京，暂时投靠朱的父亲门
下，随即去信向上海大姐求援，她寄来十元钱，我才得以从南
京到上海与大姐团聚。在这段向往革命，寻找革命的过程中，
历尽艰辛，也锻炼了自己。
我的姐夫章伯钧同志，从德国留学归来，奔走革命。武汉
政府失败后，他们当年德、法勤工检学的一批知识分子都流亡
到了上海，在他家里，我认识了谭平山、朱蕴山、李世璋、郑
太朴、张申府、周新民等人，在交谈中使我更进一步认识了革
命的意义。1928 年，我又回到北京，考进了五年制的北京医学
院。我的大姐因患重病由上海来北京休养，她还负有农工民主
党前身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（外界称第三党）在北京
建党的任务，到北京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，并创办“晨光女校”，
作为掩护地下组织的据点，由她自任校长。这时，我也做北京
地下组织的联络工作。1931 年 11 月 29 日，农工民主党领袖邓
演达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，噩耗传来，震动了北京的组
织，同志们开会追悼，发传单，贴标语，谴责蒋介石反革命血
腥罪行。我在万分悲愤中，更加仇恨反动派，发誓要和同志们
团结一致，继承先烈的遗愿和革命精神，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
路上不屈不挠地奋勇前进。
1932 年大姐病逝了，伯钧同志来北京安葬大姐后，回上海
了。随后，伯钧同志从上海来信，要我为他续弦，父母同意了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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