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58 - 张家口政协

大姐也有这样的遗意，于是我在暑假期间去上海与伯钧同志结
了婚。婚后又回北京仍在北医读书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
1933 年 11 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，章伯钧同志和“第三
党”领导人彭泽民、黄琪翔等云集福建，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
骨干。这时，北京的报纸天天报道福建人民政府的消息，北京
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。不久友人来告知，北京反动政府正在通
辑周惠生和我，于是我毅然放弃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“北医”，
秘密离开北京，去福建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。福建人民政
府成立后，因感势单力薄，希望与江西的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协
定。同时，希望与厦门的黄杰取得联系，劝他共同参加这一义
举，以便在军事上形成犄角之势。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李
济深，与黄杰有交谊，他派我去说服黄杰加入革命行列。我欣
然领命，持李济深的亲笔信去厦门与黄杰面谈，可是黄杰言词
含糊，只是说：“好、好、好！”，“等研究以后再说。”我只好回
到旅社等待他的具体答复。第二天我从旅社走出街头，但见厦
门市面上挂着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，它暗示着“大势已去”，我
不再去见黄杰。这时，蒋介石的大军已逼近福州，兵临城下，
福建人民政府无形中解体，参加福建事变的大多数成员从福州
乘英国怡和客轮往香港撤退，路过厦门，把我接上轮船一同去
香港。
到香港后，1934 年 2 月间，临时行动委员会决定恢复组织，
按邓演达的纲领继续战斗。并采取“各路分兵”的办法，向国
内外进行活动。我和章伯钧、郭冠杰、余心清等四人同船赴日
本，何世琨、李伯球、李士豪、何仲珉等也相继到了日本，章
伯钧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，我也参加了一些
活动。
1935 年，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发动新的攻势，国民党政府进一步
推行其媚日卖国政策。在此民族危机日深之际，中国共产党发表
《八一宣言》，号召停止内战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我和章
伯钧深受《八一宣言》的鼓舞，于同年秋又从日本返回香港，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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